男子50万卖劳力士遭警方冻结划扣，反诈不能让无辜者背锅

文| 唐凯兰

在现今的警方执法中，反诈具有很高的优先级别。因为反诈的主要操作是跟踪钱的走向，警方获得对涉案账户的掌控权限，往往高于银行，这也是可以预料的反诈手段。抢在诈骗分子动账之前或之后迅速冻结账户，确实能让反诈获得先机，最大程度挽回受害者损失，但也容易造成误伤。

现代快报10月24日报道，南京马先生今年3月份在网上售卖劳力士表，与所谓的买家在武汉线下交易时，买家在付款时出现蹊跷，50万元的款项分成两笔打入马先生账户。很快，马先生发现其中一笔20万元被丹阳警方冻结并扣划，另一笔25.6万元被济南警方冻结，理由都是涉及诈骗案件。

算上南京马先生这次，诈骗分子利用奢侈品二手交易洗钱，一周来已经有两次报道。今年6月份温州曹女士也是出售劳力士表，卷入一模一样的洗钱操作，被贵阳警方列为网络追逃嫌疑人，被告知退还14万元卖表的钱才能解除刑事强制措施。曹女士后来退了钱，但也只是被取保，表也没拿回来。

马先生与曹女士遭遇的洗钱陷阱，让人防不胜防，其后果也是清楚的，那就是被动卷入诈骗案件、善意取得电诈资金的他们，全都财物两空。诈骗曹女士的犯罪分子潜逃到境外，很可能追不回来她的劳力士。济南警方虽说在解冻马先生的25.6万元，但名贵手表也没有下落，丹阳警方则直接将货款中的20万划走了。

人们当然痛恨诈骗分子，支持警方的反诈行动，但也同情马先生和曹女士的遭遇，毕竟普通人在交易时，很难判断对方的钱是不是“干净”。反诈行动伤及无辜虽难以避免，可完全有办法在发生类似情况后，保护这些无辜者的合法权益。毕竟，马先生曹女士这些人也是诈骗分子受害者，如果用他们的财物来填补诈骗案损失，反诈的正当性就会削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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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最高检出台的反诈案件办理规则，已经明确提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，不予追缴。然而从实际操作看，这一规则没有被贯彻到某些地方的公安执法中，至少这条规则没法被马先生曹女士视为“护身符”。不同案例集中呈现的，是警方有很大的反诈裁量权，导致各地警方在遇到类似情况时，自行判断大于既定规范。

这种情况下，要是拿着最高法最高检的规定跟警方讲道理，恐怕很难奏效。可要是把洗钱看作电诈的一环，马先生曹女士他们同样是电诈的受害者，无非是二级受害者而已。警方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定性马先生曹女士的交易行为，就应该在反诈操作的警务规程上增加相应的内容，避免误伤。

但这种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警方吸收，也是打个大大问号的。对警方来说，权衡的利益会很多，对得失利弊的考虑很现实。例如，让马先生曹女士这样的案例广为人知，等于也是反诈宣传。他们破财却没消灾，或许能让全社会警觉起来，让二手交易不再成为电诈分子洗钱工具。再或者，马先生曹女士虽财物两空，但受害者却挽回了损失——衡量反诈成绩时，追回多少被骗钱款，是一项重要的指标。

这就自然而然地顺延到另外一个问题，怎么来确定反诈的代价？马先生曹女士他们损失的财物算不算是代价？以及，要不要根据这些新出现的代价，完善公安执法流程和目标？最高检最高法的规定，若针对的主要是既成的案子，那马先生曹女士这些无辜的人，要从公安办案的环节顺利脱身，难道只能指望媒体报道？